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分别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又通过何种民主途径连接起来呢？ 我国的宪法和党章宣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意味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民主模式都是民主集中制。
如不告知的，其住所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权告知其配偶。现有的调查研究也揭示了这种辩论和矛盾的广泛存在，比如一项在六个城市进行的名为与艾滋病相关的知识、态度、行为和实践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有47.8%的被访者非常不愿意与HIV/AIDS患者一起用餐，有64.9%的人非常不愿意与HIV/AIDS患者一起居住，有41.3%的人非常不愿意与HIV/AIDS患者一起工作……(28) 结合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如果像持否定论者主张的那样公开艾滋病人的信息，结果或许并非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恰恰相反，只会带来上述各种不愿意，进而消解了艾滋病人与非艾滋病感染者群体间有效互动的可能，甚至会形成一种假想的虚拟和谐。
因艾滋病防治和社会保障等工作需要，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将有关信息告知民政、教育、公安、司法行政等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应当做好保密工作。不同的规定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40)故而，法律需要密切关照伦理讨论的道德向度和实践导向。我将这些条款称为与隐私保护相关的性伴告知条款。文章的第四部分将对主题作出回应，讨论法理对待伦理的基本态度，以及法律在与其他社会现象交错过程中的合法性建构可能。
在这一讨论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祛魅(disenchantment)概念，无疑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而道德特殊主义者(moral particularists)则强调，道德并没有具体的标准，而是来源于特定的行动和具体的情景。[33]对于锲入全球化运动的中国而言，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具备全球眼光和世界历史意识，而是要在保持中国特色前提下如何主动介入全球化进程。
[25] 以上的讨论表明，从公民共同体角度理解中国是形成国家法律秩序及其内在规范的逻辑前设。政治中国是从中国国体出发，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视角将中国阐述为人民的国家。[10]更为重要的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执政党从内在视角对宪法和法律做出的最终的承认规则陈述，这一陈述与外在视角的主体认可宪法作为最高权威的陈述是一致的。法律标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标准。
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9]秦晖认为，皇权不下县的主张有可能为国家有权无责提供合法性根据。[1]当代执政党法治观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基于社会主义规范建设的教训和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国家法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眼中的当时中国是有别于现代国家的乡土中国，对于现代国家的人来说，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在宪法法律体系给定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执行法律的层面，只有在这一层面，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才能体现出共同建设法治的共性特征。
在国家领域及在执法层面，执政党行为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法律标准。法治中国是法律下的中国，它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场景，呈现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法治观的精神面貌，为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讨论法律下中国的基本含义及其价值预设。[18]在历史上，对家族或一家一姓王朝的忠诚掩盖了对国家的忠诚。（一）作为社会共识的执政党法治观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治观不同于其作为革命党的法治观。
人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特定共同体，它在最大程度上吸收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外的阶级或阶层并组成人民的统一战线。为数众多的党外公众，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对国家还缺乏归属感和忠诚感。
公民是拟制的法律之人，获得国籍的任何人都是公民，这就排除了任何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而获得了在一国范围内平等身份的资格。纳粹德国有法制而无法治，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有法制而无法治，其原因在于真正的法治国乃是法律之下的国度。
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何为天下之法和公天下都或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当代社会对公共利益等公共性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既遵循同一的法治规则，也共同服务于一个终极目的，尊重和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幸福。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从历史上看，从地方到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特殊角色到普遍角色等都可以视为这一历史性转型的表现形式。[19]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其说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生活，不如说是对政府更迭或国家兴亡不关心的疏远态度。宪法性建制的首要工作是要完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宪法和法律监督国家权力实现国家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重塑国家与公民之间直通车式的关联，扫清横亘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完成公民对国家的法律忠诚。
公民就是被现代社会用来表达法律人角色的正当性概念，法律人与社会人、文化人、道德人、伦理人或经济人等相互作用，但也拉开了距离。在规范的意义上，人民至上是宪法至上，人民权威是宪法权威，这是推进宪法性建制中国化的基本价值预设。
执政党的法治观有别于国家法治观和社会法治观，也不同于纯粹的法学理论，但执政党的法治观是执政党的执政承诺，具有付诸具体法治的制度效果，也可以较为顺利地形成关于法治的公共政策。治理能力 着眼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改革开放35年后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既要破除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又要推动全社会继续繁荣的历史任务，这种时代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更为紧迫和更具挑战性。
国际法的情况较为复杂。[15]百余年来，文化解释路径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去传统化冲击，造成了短时期的历史中断，但很快又恢复了固有的元气。
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富治的基本内涵，以此保持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规范化，破解国家权力强大与治理能力低下的难题。民主是公民共同体的天然诉求，既然人人都具有法律上的平等人格，在事关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则应当获得人人的同意，同意的方法不限于选举，也包括非选举型的民主形式，为此需要妥善处理大多数人的同意与少数人的异议之间的制度安排以及代理型民主（事前授权）和代表型民主（事后追认）之间的比例关系。华人身份的支配因素是具有血缘或拟制的血缘关系的同胞概念（两岸统一的合法性根据之一是血浓于水的伦理范畴）。[9]例如，宪法规定，提出修改宪法的法定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
[20]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条。从角色原理看，一个人身兼多个角色，也受相应的角色规则的多重制约，不同的角色规则使一个人成为相应场域中的具体的人，但与人的伦理角色、道德角色和经济角色相比，唯有公民角色是拟制的角色，公民角色规则是拟制的角色规则。
迄今为止，我国签署或参加的国际公约300多项，涵盖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生物、战争与和平等多个方面，这些公约或议定书是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的认可行为，是参与全球规则立法的重要成果，也成为我国国内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联邦制国家尚且如此，单一制国家亦是如此。
对中华文明共同体（文化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同体（政治中国）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对中国共同体的不同认识和理解。[36]关于高级法及其自然法的讨论，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
[7]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形成执政党法治观的核心要素。执政党法治观是认识当代中国法治观的前提。以世界人权为导向的国际政治法律规则、以WTO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和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为内容的国际道德规则等组成了世界意义上的全球规则，这些规则是我国国家行为的基本依据。参见梁治平：《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载《读书》1998年第1期。
宪法性建制不仅涉及国家权力本源问题，也涉及国家权力科学运行法则。一个国家的集体的能力可以从不同的权力渠道中加以汇集并采取多样化的权力组合方式。
中国积极主动地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服从世界经济规则的自觉活动。从民主讨论、平等协商、广泛的公众参与等程序确定当代中国社会之公是一个方面，[39]另一方面，对深入人心的天理、情理等概念的坚守和拓展有助于形成处理中国式自然法与实证法的文化氛围。
[13][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商周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9页。法治中国不是中国共同体的全面面相，但其中的应有之义则显示出法律是高于其他领域权威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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